摘  要：组织潜入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留住员工，提高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本文以抽样调查数据为依据，探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组织嵌入与公民行为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在年龄、学历和工作年限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总体处于高水平，其在年龄、学历、婚姻状况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及其包括的工作嵌入、情感嵌入和关系嵌入三个维度与组织公民行为均存在显著相关。

关键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组织嵌入；组织公民行为。

通过对组织嵌入以及组织公民行为相关理论的文献研究，探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组织嵌入与组织公民行为现状及其二者间的相关关系，为企业组织制定对员工的组织嵌入和公民行为水平的管理策略，增强企业成员间的良性互动，提高组织成员的公民行为水平提供理论支持。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所接受的教育状况以及文化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不同而有着许多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水平更高，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日趋城市化，在职业选择方面更关注自我发展，如果目前的工作没有为其提供充沛的成长机遇和上升空间，他们很容易离职并寻求更好的企业组织以谋求新的发展机会，新生代农民工这种较强的职业流动意愿使其在企业组织中的嵌入程度普遍较低，对其自身的职业成长和企业组织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如何正确地看待员工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与企业组织间的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企业组织意义重大。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由于性别的特殊性，其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与企业组织间的关系问题也同样至关重要。相比于上一代女性农民工，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职业选择方面更关注自我发展，对职业有更明确的期望和规划，但是由于女性的性别特点和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使其面临双重压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大都集中在层次低、待遇差、劳动强度大的行业里。即便有一部分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学历，很多企业为了节省用工成本，不愿意招收女性员工，或在招收女性员工时设置各种苛刻的入职条件。与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职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碍更多。这些无疑会给她们自身的职业发展带来更多的阻力。面对职业天花板，女性农民工将何去何从？自从嵌入性概念被引进组织理论，从组织嵌入视角研究企业新生代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目前，关于组织嵌入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少，多数从个体角度研究企业员工的离职倾向、工作满意度、职业倦怠等个人行为，而很少从组织嵌入出发，从增强企业员工的组织嵌入度着手，研究企业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表现。本研究以抽样调查数据为依据，从工作、情感和关系网络三个维度探索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现状，在此基础上，采用方差分析和典型相关剖析讨论组织嵌入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企业树立组织嵌入意识，通过制定调整员工组织嵌入和公民行为水平的针对性的管理方法，促进企业成员间的互动和交流，为新生代职场女性的职业发展规划提供新思路。

二、总体水平、差异性与典型相关

（一）研究设计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5年教育部一般规划基金项目《新生代职业群体公民行为调查问卷》中《组织嵌入量表》和《公民行为量表》测量所得的抽样数据，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22.0和Amos22.0进行建模分析。此项调查以东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相关企业中符合条件的新生代员工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3000份，共收回有效问卷2670份，有效率为89%。本研究的筛选条件为数据库中1980年以后出生，登记户籍为农村，但进入城市就业的女性员工。从总样本2670份中去除变量条件为男性和登记户口为城市的个案，最终的有效样本为576份。

由工作嵌入、情感嵌入和关系嵌入三个维度组成的组织嵌入量表共13个题目；由个人约束、群体约束和工作约束三个维度组成的组织公民行为量表共21个题目，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1代表“完全不同意”，2代表“比较不同意”，3代表“说不清”，4代表“比较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信度和效度检验（见表1）发现，量表的各项变异量都超过了0.6，说明该量表具有很好的结构效度，量表各项信度α系数都超过了0.7，说明用本量表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信度高。

（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组织嵌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总体水平分析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主要表现为工作嵌入、情感嵌入和关系嵌入三个方面；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公民行为表现为个人约束、群体约束和工作约束三个方面。表2数据表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平均分为3.526，组织嵌入水平较高，具体来看，工作嵌入的均值是3.508，情感嵌入为3.661，关系嵌入为3.734，其中关系嵌入程度最高，情感嵌入次之，工作嵌入最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平均分为3.544，组织公民行为水平较高，具体来看，个人约束的均值是3.576，群体约束为3.466，工作约束为3.539，从高到低依次是个人约束、工作约束和群体约束。

（三）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组织嵌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差异性分析

针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和组织公民行为在年龄、教育程度和工作年限等方面的差异，我们采用方差分析模型，并运用LSD事后多重检验法来检验样本数据在各维度上是否存在显著性。

不同年龄阶段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工作嵌入和关系嵌入上存在显著差异。表3显示，26~30岁和31~37岁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工作嵌入和关系嵌入程度显著高于25岁以下组；不同年龄阶段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和个人约束存在显著性差异。经过LSD事后多重检验表明，26~30岁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显著高于25岁以下组；26~30岁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个人约束水平显著高于25岁以下和31~37岁组。

不同学历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和工作嵌入存在显著性差异。从表4中可以看出，大专、本科和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和工作嵌入程度显著高于初中及以下和高中或中专学历者。不同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个人约束、群体约束和工作约束存在显著性差异。经过LSD事后多重检验表明，大专学历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个人约束、群体约束和工作约束水平显著高于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本科和硕士及以上。

不同工作年限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组织嵌入、工作嵌入、情感嵌入和关系嵌入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表5表明，1~7年工作年限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工作嵌入和关系嵌入程度显著高于1年以下和7年以上的；7年以上工作年限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情感嵌入程度显著高于1年以下的。不同工作年限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个人约束和群体约束存在显著性差异。经过LSD事后多重检验表明，1~7年和7年以上工作年限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个人约束和群体约束水平显著高于1年以下的。

（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组织嵌入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典型相关分析

基于能够深入了解与组织公民行为整体构成最大相关关系的组织嵌入作用模式的要求，本文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法，以进一步考察作为系统性的组织嵌入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其中，组织嵌入变量分别由工作嵌入、情感嵌入和关系嵌入三个维度组成，组织公民行为变量由个人约束、群体约束和工作约束三个维度组成。通过典型相关显著性检验，发现两个典型相关系数的F值小于0.05，第一个典型相关系数为0.801，第二个典型相关系数为0.163，两个典型相关系数都达到显著水平（p1=.000<0.01，p2=.004<0.05），因此可判断两组变量共产生两个典型相关关系。结果详见表6。

组织嵌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典型相关分析数据表明（见表6和图1）：

第一，组织嵌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典型相关分析共产生两对典型变量。组织嵌入的三个维度通过两个典型变量可以解释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组织公民行为水平总变异量的49.914%，两个典型因素可以直接解释组织公民行为水平总变异量的66.757%。

第二，在第一组典型相关中，X组变量中的工作嵌入和情感嵌入与第一个典型因素（х1）相关较高，其典型因素负荷量分别是－0.910，－0.850，－0.780。而Y组变量中以个人约束、群体约束和工作约束与第一个典型因素（Y1）的相关较高，其典型因素负荷量分别为－0.933，－0.868，－0.838。因而，在第一个典型因素分析里，主要是工作嵌入和情感嵌入变量影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个人约束、群体约束和工作约束三个方面。由于其负荷的值均为负数，可见工作嵌入和情感嵌入程度越高，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对组织的满意度越高，越容易表现出有利于组织的公民行为。

第三，在第二组典型相关中，X组变量中以关系嵌入与第二个典型因素（X2）相关较高，其典型因素负荷量为－0.442。典型变量与三个因变量间相关之负荷分别为：工作约束0.053、群体约束0.290、工作约束－0.413，因而在第二个典型因素里，主要是关系嵌入变量影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工作约束，二者结构系数均为负号，因此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关系嵌入水平越高，她们的工作约束效果越好，越可能更多地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

第四，从以上两组典型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第一个典型相关重叠值为49.686%，第二个典型相关重叠值为0.228%，说明第一个典型相关程度较大，这表明控制变量工作嵌入、情感嵌入和网络关系嵌入主要是由第一个典型因素影响校标变量组。从典型相关分析结果的总体来看，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工作嵌入、情感嵌入和关系嵌入三方面的嵌入程度越高，越可能产生较多的组织公民行为。

三、嵌入与激励：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职业自适应性分析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组织中比较注重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培养，她们往往期望通过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来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快速实现自我的职业目标，而忽视了对工作本身的经营和关注。具备创新价值观的新生代女性，开始追寻平等和舒适、在组织内部渴求实现人际平等，积极推动组织创新，这些因素推进了新生代女性在组织内部积极实施利他行为。［1］（P123-129）研究发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组织中的嵌入水平属于中等偏上，其中关系嵌入程度最高，情感嵌入次之，工作嵌入最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虽然更关注自我，但也会调整自己去适应公司的文化和规章制度，约束自身不利于组织的行为。她们的组织公民行为总体水平较高，其中个人约束水平最高。

（一）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工作嵌入性分析

本研究表明，26~30岁和31~37岁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工作嵌入和关系嵌入程度显著高于25岁以下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大，工作稳定性增强，心态趋于平和，工作的满意度有所提高。［2］（P16-22）王莉、石金涛（2007）的研究认为在组织的嵌入过程中，员工在组织中的连结程度越高其人际关系越融洽，从而导致情感承诺的产生，而持续承诺随着组织员工对组织投入的成本的增加而提高。［3］（P14-18）新生代女性农民工随着工作年龄的增加，工作的熟悉度和稳定性更强，对组织的信任感和依赖感增强，与组织的关系也更密切，所以工作嵌入和关系嵌入水平较高。杨廷钫、凌文辁（2013）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工作动机已逐步实现经济型向发展型、生存型到生活型的双重改变，他们在追求从工作中获得物质回报的基础上，开始追求组织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4］（P46-57）工作嵌入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老年员工更有可能具有较强的组织意识，比年轻员工更强的适应能力，以及与组织间具有更为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工作随着其年龄的增加趋于稳定性，心态愈加平和，对于工作的满意度也显著提高。

新生代女性逐渐成为了职场中的主力军，在工作中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期待职业发展、呈现出追求经济独立和渴望自由的个性特征。［1］（P123-129）但她们仍然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情绪倦怠和工作怠慢状况。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25岁年以上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虽然组织嵌入水平较高，却并不倾向于自觉的表现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20岁以下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正处于职业生涯发展的开始阶段，在工作中需要投入大量精力，长时间和高强度的工作，使其思想认知倾向于自身付出多于回报，近而在工作中出现厌倦心理。［5］（P59-64）因此年龄较轻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也不会表现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

（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工作约束性分析

不同文化程度的个体对于外在环境或客体需要满足的程度不同。经卫国、姚本先（2015）的研究表明受过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自身成长方面表现更为敏感，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因学历低，缺乏一定的文化知识，她们对自身无法进行科学的职业规划。［6］（P42-48）本研究发现，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程度和组织公民行为水平显著低于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和硕士及以上学历者。对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而言，由于其受学历和知识的限制，在组织中进一步发展和上升空间受限，其组织嵌入和工作嵌入程度也相应处于较低水平。高学历员工对组织的依赖程度较高，由于她们离开组织要付出的代价较大，他们会为组织的发展表现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程度越高，越利于其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具体表现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对组织工作越投入、与组织间及其组织成员间的情感与人际关系越信任和亲密，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个人约束、群体约束和工作约束水平就越高，越容易自觉地产生组织公民行为。

（三）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组织情感分析

本文研究发现，1~7年工作年限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工作嵌入和关系嵌入程度显著高于1年以下和7年以上的；7年以上工作年限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情感嵌入程度显著高于1年以下的。本研究了解到，未满一年的员工在公司工作时间较少，对于组织工作的了解还不够，与组织其他成员间还没来得及建立各种关系，而7年以上的员工因为在公司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对组织的工作掌握很全面，与组织其他成员间的关系已经建立，所以对此不会太注重，所以工作年限在1年以下和7年以上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工作嵌入和关系嵌入程度低于1~7年工作年限的员工。而对于情感嵌入方面，组织的情感投入程度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加深，7年以上工作年限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情感嵌入程度最好。

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倾向于追求工作的稳定性，倾向于加强个人约束和工作约束，相应地，她们表现出的组织公民行为也越多。组织公民行为并不是组织对员工的强制性要求，而是员工出于本职工作要求之外的一种自发性角色外行为，比如主动关心同事、对组织的发展热情高涨、节省组织内部资源，主动向组织提出建议等。组织公民行为可以作为企业组织运行的“润滑剂”，能够减少组织内部人员之间和各组织部分间的矛盾和摩擦，一定程度上协助企业组织塑造融洽的文化氛围，提升组织的整体绩效。［7］（P104-114）这种行为并非来源于组织内部薪资的强烈需求，但是却有利于组织各部分的良性运行和发展。本文的研究发现，1~7年和7年以上工作年限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个人约束和群体约束水平显著高于1年以下的，年限长的员工表现出较积极的指向个人的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成员对组织的情感在工作年限的增长中逐步加深，组织认同感也随之增强，而组织员工较高的组织认同度，导致其产生指向组织的公民行为越容易。［8］（P64-68）

（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组织嵌入与组织公民行为互动关系分析

组织员工的组织认同在其具有较高的组织嵌入水平时，组织认同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成员通过组织嵌入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遇，从而更好地产生组织公民行为。［9］（P530-533）企业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促进她们与企业间的信任联系，促进组织成员间的人际关系和谐，可以有效的增加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而提高员工个人及组织的绩效。本文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公民行为随着组织嵌入的程度提高而增加，这一结论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一致。从关系网络嵌入程度来说，新生代农民工能够从与共事伙伴的人际关系中找到依附感和归属感，与同事的业务合作和人际交往中获取各种信息和资源以及情感支持，从而获得在组织中谋求更好的发展资本，有利于其更多地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4］（P46-57）

关于组织嵌入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研究。陈云川、雷轶（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组织嵌入源于组织内部较高的组织内部交往、组织匹配感、组织认同和较高的福利待遇等因素，组织的嵌入程度较高有利于农民工的工作责任感、工作成就感和工作积极性的提升，进而提升组织绩效，产生组织公民行为，并且在此基础上员工能够自愿约束或减轻对伤害组织利益的反生产行为。［10］（P79-91）本研究结果证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对其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组织之中，新生代员工对企业和工作的满意度都高的情况下，利于对组织形成一个积极互助的工作氛围，也利于组织成员相互之间的一种互助行为的产生。［11］（P137-140，158）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面临着性别和阶层双重压力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她们中的大多数在薪资待遇和职业发展方面不如同等条件的男性农民工。为寻找突破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职场瓶颈的新思路，本研究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组织公民行为及二者间的典型相关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

第一，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属于中等偏上程度，其中关系嵌入程度最高，情感嵌入次之，工作嵌入最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总体水平较高，其中个人约束水平最高。

第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在年龄、学历、工作年限上存在不同程度差异，具体情况为：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工作嵌入和关系嵌入，组织公民行为和个人约束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学历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和工作嵌入，组织公民行为、个人约束、群体约束和工作约束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工作年限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工作嵌入、情感嵌入和关系嵌入，组织公民行为、个人约束和群体约束存在显著性差异。

第三，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组织嵌入对其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表现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工作嵌入和情感嵌入与组织公民行为呈现显著正相关；其关系嵌入变量与工作约束为显著正相关。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人力资本的有效管理对于企业组织绩效的提高和员工的职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不同于传统的女性农民工，她们扮演了家庭劳动者和事业工作者双重角色，工作领域更具广泛性和多样化，组织中的性别歧视让女性在工作中压力倍增，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心理，使其难以有效地嵌入其所从事工作的组织，因此企业管理者要立足于建立有效且公平的人才选拔程序，排除或减少女性员工的性别障碍。企业管理者必须形成组织的嵌入意识，明确组织文化，激发其为完成组织目标而努力工作的动力和热情，提高员工的组织认同感，进而进一步增强员工对组织的情感嵌入和关系嵌入水平，推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主动地嵌入到组织网络中，使其更多地表现出利于组织发展的角色行为，在企业绩效提高的同时实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自身的职业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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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陈云川，雷轶.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嵌入、职业嵌入与工作绩效研究[J].当代财经，2014，（11）.

[11] 刘璞，井润田.领导行为、组织承诺对组织公民权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07，（03）. 

作者简介：1.张凤荣（1969-），女，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2.钱偏偏（1993-），女，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社会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

本文选自《浙江妇女研究》2017年第4期，总第4期【调查研究】第30-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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